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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歌的现代可能性
作者:黄振宙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4107    更新时间:2014/4/29

          

    在“诗意紫阳”——紫阳民歌与新诗高端论坛会上的发言

                     

        黄 振 宙

 

在巴山含秋、汉水落红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紫阳民歌与新诗高端论坛”盛会的召开!对于我们这个“鸡鸣三省闻”的边陲小城而言,能够承接这样的文化盛会,荣光何止于民歌?这不仅是紫阳的幸事,更是诗与歌的幸事。因为,对于长期生活在“文化孤岛效应”中的人来说,纯粹的文化活动即便是小型的,也是对文化乃至文明的丰富和发展。所以,这是值得庆幸的,更是可喜可贺的!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因为诗,让我们共同见证了神祇之门的洞开;今天,我们广结善缘。因为歌,让我们一起点亮了心灵之灯。这方澄明的天空因为诗而更加绚丽多姿!神性的光芒与人性的烛照交相辉映,我们无疑又一次完成了人与神的对接,洗礼在此时!倾听哲人的隽语,我们如沐春风,直感秋日涌春潮,换了人间!聆听了诗人的言说,我们心潮澎湃,顿觉盛唐已穿越,诗情到碧霄!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旨是新诗与现代民歌的关系,具体说就是现代诗的抒写能否促进紫阳民歌的创作与繁荣?而与此并论的是,紫阳民歌的传统元素又能为新诗写作提供怎样的参照和价值意义?各位诗家、学人都谈了十分中肯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使我们受益匪浅且感慨良多。在此不揣浅陋,想就诗歌的变迁、诗与歌的异同,紫阳民歌的定位简单谈些初浅的认识。这些小言的和盘端出是为了向方家高士求教,目的在于紫阳民歌能有一个新的起点,同时也能让自己获得裨益,有所精进。

如果撇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舍去中国现实生活与文化现状的种种成因,这些问题也许原本就不是问题,或者是伪问题。因此普遍联系的观点是重要的,“缘起性空”的大视野也是必须的。今天要讨论的话题,主旨宏大,意义非凡,若能澄明一二,不仅是难能可贵的,更是令人欣喜的。在此略谈管见,诗外之言,不足为论。

一、诗与歌的内涵和形式是随着时代的演进、文化的变迁而变化的。这里想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从古至今的诗总体上是可以唱、可以歌的?但又不是全部,说明诗与歌的形式和内涵是有分离的。

1.原始的诗是可以唱的。我们知道,诗是文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表达方式。原始人和幼儿的情绪表现为有旋律的言语,这种言语与诗的生成是同一的。在这个阶段,诗、歌是一体的。也就是说原始的诗其实就是歌,歌诗不分。诗、歌之称谓、之区别都是后来人所赋予的。原始诗是没有多少社会功用的,只为抒发感情,不为其他。即便是孔子赋予诗以社会功用,但在“兴、观、群、怨”中,“兴”仍居君位,统摄其他没商量。既然感情的抒发是诗的灵魂,那么诗就是可以唱的。这从《诗经》大部分是歌,是可以合乐、可以唱的就能够得到证明。这个传统一直影响到 “乐府诗”以及后来的众多的文学形式。“乐府诗”当然是可以合乐、可以唱的。因此“乐府诗”应该称为“乐府歌”才更为贴切公允。

2.诗与歌的区别主要在功用上。随着时代的演进和文化的变迁,诗与歌就有了区别。从“诗言志,歌咏言”的基本认识和定位看,二者的区别主要在功用上。远古人类直抒其情,至先秦,宗法社会血亲之间,感情表达或许婉转,但还算直率,所以用歌,咏言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后,阶层拉开了距离,彼此之间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以致“国风之诗”在实质上已经变为“庶民之歌”了。由此观之,是需要的分离产生了不同的功用,是不同的功用决定了形式的分离——或诗或歌,便有了分说。这个时候,歌似乎更专于抒情,替代了所谓原始诗的大部分功用。而诗、歌分立之后的诗,则主要是表达抱负志向的,是言志。说白了就是对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的抒发。一个有意思的佐证是,历史上的有识之士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穷吟诗,达也吟诗。只是诗内容不一样了,穷时之诗实为歌,哀命运之多艰,叹人生之无常。实现的是“歌咏言”;达时之诗诚为诗,一旦当得帝王师,就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豪迈。实现的是“诗言志”。由此推之,诗似乎成了统治阶级和士族阶层的专利,而百姓就只能吼一吼或哼一哼“喝了咱的酒”之类的俗歌俚曲了。不怎么好理解的是,人怎么一入仕途,一当上帝王之师好像就少了儿女情长,少了情趣呢?

3.诗有韵,歌亦有韵。以韵的有无来区分诗、歌,既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足为论的。何况我们的语言传统,自远古音至现代音该有多少次大的改变啊!所以古代诗、歌原本多是搭韵的,但用现在的普通话读(唱)就不搭韵了。另一个原因,就是现代诗歌历经变化或变异后,格律、平仄、韵脚的传统基本都丢掉了。所以,古诗与新诗不足以相提并论。

在传统文化的变迁中,“意象”概念的出现,成为区别诗与歌的另一个标准。“在直觉中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就是诗。而没有这个“独立自足的意象”即便有诗的形式,但本质上则是歌。就当前的语境和大背景而言,关于诗与歌的区别,除“功用说”、“意象说”外,我是赞同“诗重在意蕴,歌偏于诉说。”以及“情调偏重的,便成为诗;声调偏重的,便成为歌”之类的说法的。也就是说在情与思共存的条件下,相对而言,诗重在揭示生命的隐秘,重在敞开存在的荒谬;而歌更多是自我宣泄,重在表达自我的感受,其情愫与天地万物的宏大关联没有诗那样紧密。

4.社会时势造就文化存在。文化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一个大概能够说明问题的例证就是,先有诸侯割据而后有诸子百家。“诗言志”的产生自有它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这是社会生活变化的使然。现在认识这句话的关键,是在“志”的内涵及其变迁上。春秋战国时期的“志”就是政治上的霸业;秦汉以降的“志”就是“天下一统”和“江山永固”。其中也不乏有文化上的“王天下”之做派,不过那还是为了统一思想,目的在于“牧民”,在于巩固家天下。因此,情与志也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的,内涵变了,形式哪有不变的道理?

5.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源泉。唐诗、宋词,双峰并峙,各领风骚。这是因为,当四言、五言乃至七言诗已经难以满足言志、达思、抒情的需要时,其他文学样式便会应运而生。至宋,词牌的出现虽说仍有循旧的嫌疑,名目繁多的词牌也基本滥觞于格律诗,但词扩展了表达的空间。对于表情达意来说,无疑是个了不起的突破。这不能不说宋词的繁荣的确是一次“复古运动”——复古诗之可歌。同时,词在整体上也替代、回归、或突出了原始诗的功用。这就是为什么诗之不足以词,词之不足以曲、以小调的原因所在。而词、曲、调都是可以合乐、可以唱的。由此不难看出,从《诗经》到乐府、到唐诗、宋词、直到元曲,中国诗的基本原则精神在文化的变迁中并没有被磨灭。后来的诗及其变种,其实都与传统文化的积淀息息相关,与内在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所谓“执经达变”就是传统的文化精髓在内涵上必须继承、发扬和光大,而表达的形式则是可以因时而变的,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原则。

二、关于紫阳民歌

民歌乃民众之歌。一般认为,诗起于民歌,民歌起于民谣,民间歌谣是最早的文体形式。那么,谣——歌——诗能否简单地“递进”乃至“转换”呢?窃以为,这还得从诗与歌的异同上去研究梳理,从文化发展、变迁的规律上去思考去去伪存真。我们说文化是个开放而非封闭的系统,是从文化的本质特征来说的。就文化内部系统、特别是形式而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是文化发展的常态。诗、歌、谣更是如此。但在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又是不能划等号的,当然个案甚至少数情况下也是能够被视为同一之物的。直白地表述出来,就是:“那首民谣就是一首歌,那首歌就是一首诗。”这样说也许是恰当的;但如果说“民谣就是歌,歌就是诗”那显然就是囫囵吞枣了。更何况不顾文化变迁的事实,怎么说也是有失公允的。所以我们讨论的问题虽然只有“诗、歌”这两个字,但涉及到很多文化中的重大命题,其内涵无疑是丰富的,其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因此,这里就只能“舍大求小”、概略性地讨论一些问题。一是紫阳民歌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沉淀或文化遗存,对新诗创作到底能提供怎样的精神支撑和真正的营养元素;二是新诗的创作与繁荣对紫阳民歌的发展和繁荣究竟有没有促进作用,着力点又在哪里?要说明这个问题就有必要简单阐述下面两个问题:

1.对新诗的基本认识和判断。认识和判断的前提是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毋庸讳言,我们的文化包括诗目前都处在“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是无依”的状况中,热闹非凡而意义独少。也就是说我们大文化中的价值体系和价值标准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其结果是,除开诡吊的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外,伪文化的泛滥成灾也至深地扭曲和磨灭着我们的灵魂,左右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而问题的要害就在于我们更多的人早就失去了“防身的本领”——先天或后天免疫力的缺乏,这就势必造成我们对现实存在——辨识力和判断力的丧失。在如此不堪的环境里,谁还愿意去做“未经世界批准的立法者”呢?又有几位真正能够“愤怒”的诗人?呐喊者亡,思想者已成濒临灭绝的动物;而更多的游戏者无病呻吟惺惺作态已成一文化乱象。真骨凌霜者,高风跨俗者,能真正穿透存在的荒谬、并为时代立言者……今安在啊?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情况,不知是诗和诗家的不幸,还是更大存在的不幸?如果以史诗为参照,我要说,当今真正的诗很少,那些所谓的诗大都纡尊降贵地下嫁给“歌”了。而那些多如牛毛的、唧唧歪歪的分行文字,真的是玷污了诗,玷污了养育、滋润了我们几千年的母语!难怪社会和批评界对当今文学多是嗤之以鼻,也就不足为怪了。谁让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自毁家园破坏诗的环境呢?因此,就整体来说,我们能够预言的是,在经济继续为王,文化主体地位难以恢复,没有灵魂的现代性仍然势不可挡的情况下,文化贬值、诗家不兴的状况还将继续下去。面对如此这般的现状,悲观下去肯定是于事无补的。之所以这样说,目的不是为了拒绝诗歌,躲避崇高,而是为了引起我们共同的思考和警觉,进而共同寻找灵魂的出口,对作为诗的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都有一个返璞归真的、清醒的认识。其实,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和灵魂的自我拯救。最后的希望是能够达到自然英旨,回归元文化、回归真诗歌、澄明大标准的目的。这可能就是“诗言志”之“志”在当下的意义所在,关键所在。因为这样的“志”就是我们入思和言说的方向,也是我们的尊严所在,希望所在。

2.紫阳民歌的定位

紫阳民歌和其他民歌一样,都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历史文化的投影,是地域特色文化的存在形式。由于紫阳是典型的移民地区,而陕南和秦巴山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周边地区都属移民杂居地。紫阳的地理地貌并非独一无二,共同的水土、共同的历史渊源养育了相同的文化。因此,紫阳民歌只能是这一区域民歌的代表,而不是行政区划意义上的紫阳民歌。囿于狭小,必将气之不大,播之难远。因为曾听演艺界的朋友说过,县域外的多处地方也在唱“紫阳民歌”,听他的意思,好像是别人偷学了紫阳民歌样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周边地区就不说了,湘西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无论是唱腔、声调,还是语言都非常接近紫阳民歌。所以我们的文化视野应当开阔一些,尽可能把自视珍宝的母本放大一些。唯有这样,紫阳民歌的保护、挖掘、传承和发展才会有更大的参照和可能。如果继续夜郎自大,紫阳民歌就真的要进“历史博物馆”了。

当然紫阳民歌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这特色——一是源于紫阳是典型的移民地区,现在的本土居民基本都属于外来户,而移民又多来自汉江下游,长江两岸;二是因为水土和地理地貌与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差异性,差异是特色的前提;三是源于区位,紫阳与渝、蜀接壤。特定的环境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而地域文化又不可能不受移民者既有的文化记忆和周边地区固有的文化影响。又因为汉江水运不仅连通长江而且历史悠久,所以汉江号子也融合了长江号子的部分元素,比如汉江号子中的“嘿哟”之声多急迫,那是因为汉江滩多水险急流连绵的缘故。其中也不乏舒缓而又澎湃唱词,但那多是对长江号子的借用和放大。历史上,鄂、皖、蜀、湘、赣等地客商在紫阳的频繁往来与定居,使紫阳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呈现出多元地方文化并存,尔后相互影响、逐渐形成融合的局面。因任河流域山大坡陡,水运不畅,十分闭塞,自然形成了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故境内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较其他地方更为明显,而且留存时间也相对较长。因此任河流域的山歌较汉水流域,“词牌”众多,曲调也更为丰富。加之东汉张陵把哲学之道转化为宗教之道的传播地就在川西一带,任河流域在其辐射范围内。因此巫术与道教传统较境内其他地方就有了更多的心理印记与文化遗存。

窃以为,紫阳民歌的魅力就在于她“词牌”众多,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总体说,就是号子与山歌并存,且各具特色,相互融合。这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秦巴汉水的赐予。或雄浑,或灵秀。这里的诗,这里的歌,都有秦巴汉水特有的味道。

3.新诗与紫阳民歌的融合有无可能性

前面说了新诗在现实文化背景下的窘况,紫阳民歌的现状亦不容乐观。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在总体上紫阳民歌的特色还不够鲜明,历史的印记太深,阶段性明显,即景应时的作品居多,所以发展空间有限;二是因为紫阳民歌由于受多因素的影响,传播方式和范围受到较大限制。紫阳民歌虽在国内外也进行了为数不多的演唱,但常态下的传唱范围依然很小,历史和现实的影响都不是很大;紫阳民歌虽然入了国家级“非遗”,但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进入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传播源”日趋萎缩,虽然采取了一些行政和技术层面的措施,但收效难如人意,所以被关进“博物馆”可能性仍然较大。三是由于娱乐文化的冲击,文化供求南辕北辙。加之民歌就像“大鲵”一样,对自己的生长环境有比较严格的要求,而城镇化或城市化的现实冲击,固有的自然生态没有了,固有的文化生态不可能独存,紫阳民歌亦然。严酷的现实是,民歌不可能在盛行摇滚的地方生长,而摇滚则可以在穷乡僻壤流行,它们难以双向可逆。环境、背景如此,简单强求既不理性也不艺术。所以就紫阳民歌而言,年轻的喜爱者、传承者现在很少了,作品创作数量不多,质量不高,态势不妙。创作队伍整体萎缩,青黄不接,振兴希望渺茫;而域外的行家里手由于体验时间有限,气场感应不足,加之对地方方言的难以把握,故很难进入理想的诗性境界。因缺乏内在热情,故偶尔猎奇者多,持续热爱者少。

新诗的状况是这样,紫阳民歌的状况又何尝不是如此?!

那么,紫阳民歌的前途和命运又在哪里?难道紫阳民歌真的要关进“博物馆”吗?其实,前面的阐述已基本给出了答案。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我们要怀着对文化的敬畏之心,来认识、对待紫阳民歌,把她定位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地方文化现象”,这是底线。如果连这样定位都不给,那就不是进不进“博物馆”的问题了,而是暴殄天物了。第二个方面是对紫阳民歌这个地方文化现象,也要理性地面对,不能一厢情愿地在井下想入非非。必须把紫阳民歌放在现实社会和大文化的背景下来审视、来思考。文化现象,特别是地方文化品种也是部分适合“物竞天择”进化原则的。所以不能强求,不能想当然。思来想去,紫阳民歌的现实出路恐怕还得从“小数化”切入,也就是通过认真的搜集整理,挖掘出既有地域文化特色又有传统文化精髓的元素,继而把她真实地展示出来。先尝试紫阳新民歌与新诗、歌的个案对接,藉此达到薪火尚存的目的。然后待时机成熟时,再讨论和尝试由个案化到“小数化”的努力,即尽可能地把紫阳民歌与新诗“对接”,以期达到在保护的同时也得到发展的目的。理想的境界是把紫阳民歌所蕴含的传统文化精神展现出来,为新诗的创作添加文学上的精华元素。当然,这也可能只是个良好的愿景,但我们毕竟在实质上重视了这个问题。境内外已经给了紫阳民歌必要的定位,文化和行政层面的工作也在进行中。今天这个论坛也许是个好兆头,高层论坛的作用不可低估,支持系统的完善也很必要。但关键还在于我们对紫阳民歌内在生命力和外在张力有个基本的认识和定位,在完成挖掘与展示的基础上,最后才是吸收和运用,从而真正功德圆满地步入诗的神性世界。

拉杂了怎么多,是由于自己也曾充当过一段“上帝的老子”——诗人。为曾经的澎湃而言说,为过去的激越而感动。现在能有的,是诗情尚存,而诗心已无。疏离诗已经很多年了,如今已成怀念!对歌我是个门外汉,没有什么见地。深知这些鸡零狗碎般的东西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情之所至,抛砖引玉而已!尽管言不达意,但还是避重就轻地从大文化的范畴谈了一些愚见,敬请批评指正!

最后谨以牧思的话作为结语——

让诗去拥抱诗人的固执吧,尽管她可能愈发高雅,高雅是她本来的面目,何况人毕竟向往奔月嫦娥。

让歌去流行大众的情怀吧,尽管她可能愈发流俗,流俗是她向有的执著,何况人总在梦幻反弹琵琶。

祝新诗一路走好,祝紫阳民歌青春永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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